2011兩岸「電視電影」觀摩展暨論壇

「電視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生產 

 蔡慶同助理教授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與影像維護研究所

     「人們很少意識到，個人生活的模式和世界歷史的軌跡之間有一種微妙的接合，一般人通常也不會知道，這種接合對於他們將變成哪一種人，以及他們可能參與、塑造的歷史有什麼意義。他們並不具備那種基本的心智特質，可以洞悉人與社會、傳記與歷史、自我與世界之間的互動。他們不能克服自身的煩惱，因為，那造成煩惱的結構變遷是他們無法控制的。……（這一種）心智特質，或許，可以稱為『社會學的想像力』(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C. W. Mills[1]

1.見樹？見林？

　　上引的這段話，簡潔有力地詮釋了何謂社會學的想像力，如果廣義來說，無論是民族誌、田野調查、紀錄片或寫實主義，都可以算是一種關於社會的敘事，它們往往藉著不同的形式，再現（representing）著社會結構變遷與個人生活機會之間的辯證關係，反過來看，其之所以發揮反思的力量並具備美學的價值，往往也有賴於同時能夠「見樹又見林」的再現方法。[2]

　　閱讀來自對岸的「電視電影」作品，其中即有一個隱約浮現的命題，正是凸顯了社會的結構變遷，如何影響到個人的生活機會？例如在《百鍊成鋼》中，我們看到的是，當國營的鋼鐵產業面對市場經濟的變遷之際，卻因營運不善而淪於被兼併的命運，這將使得大量勞工面臨被裁員的危機與風險。

　　又如在《開頭那些日子》與《綠野飛花》中，我們看到的是，當保守的大宅院與傳統的鄉鎮日益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之際，個人追求自由開放的生活方式（前者是刺繡工業，後者是私營飯館），如何與傳統的社區及其保守的價值（但這究竟是鄉土社會的殘餘？亦或已是社會主義的教育？）產生衝突與矛盾。

　　再如在《核磁共振》中，我們看到的是，當公立的醫療體系面對商品消費的變遷之際，醫生會為了個人福利與權益而紛紛要求調離，甚至還進一步導致了醫療的失誤，而醫院機構的組織進行現代理性的管理，卻可能因此忽略醫療作為服務的本質，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均，更將造成偏遠鄉鎮就醫的無能為力。

 2.電視？電影？

　　作為寫實主義的命題，前述這一類影像，無疑已精準地掌握到社會的結構變遷如何影響著個人的生活機會，然而，關於其所衍生的危機、風險、衝突、矛盾、煩惱乃至非理性的結果，其問題的解決，卻往往容易流於個人化英雄主義的色彩，相對於紀錄片《鐵西區》裡的工廠廢墟及其失業工人，他們化身成為既有勇有謀又有情有義的鋼鐵廠長、模特教練、街道主任與醫院院長等等。

　　同理，這個社會敘事上的局限性，尤其是「Happy Ending」的邏輯，看似來自編劇或導演個人的選擇，又看似就是政策或官方治理的成效，然而，如果從McLuhan所謂「媒介即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來看，[3]或許能夠從「電視電影」作為一種媒介形式來進一步反省與思考。

　　換句話說，「電視電影」作為一種媒介形式，雖然具備了電影的影像規格、敘事方法乃至文本內涵，然而，卻由於它是在電視頻道（專屬的電影頻道）上所播放，相對於電影院的觀看，透過電視機的觀看，[4]由於不同媒介形式的性質，似乎更命定了其好看、愉悅乃至勵志的必然走向。

　　不過，儘管如此，「電視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生產，卻對於如何發展一個具備競爭優勢的影像文創產業有所啟發，包括像是透過「電影的電視化」，使得製作門檻得以降低，相應地能夠吸納並鼓勵更多的人才與創作，而透過「電視的電影化」，尤其是專屬電影頻道的設置，不僅可培養固定的收視群體，也使得影像產出之後，有其發行、映演與流通的出路。

 3.文化？產業？

　　回到我們自身而言，針對影像的文創產業，台灣的官方，從來不乏像是產業振興條例之類的政策，包括因應市場趨勢不斷改變方式的電影輔導金辦法，近期也有類似「電視電影」的製作補助，乃至各地方政府透過不同作為以拉攏知名導演、鼓勵在地拍攝順勢行銷地方，而台灣的民間，也從來不乏像是區域合作或跨國合製之類的投資策略。

　　然而，影像作為文創產業，由於其高風險與不確定的性質，在發行階段，往往必須創造產品目錄（repertoire），發行多種商品、不斷推陳出新，並期望其中之一能夠一炮而紅；在製作階段，乃是許多不同個體透過許多專業性的操作形成一個協力勞動過程加以完成，它的組織形式往往融合了傳統作坊及現代工業的勞動過程；在消費階段，則是必須在短期之內追求受眾的極大化，而使得行銷支出大幅成長（Ryan 1991）。[5]

    因此，上述的政策、作為或策略，或許在若干的作品中能夠看到零星的成果，然而，對於建構一個影像文創產業的完整結構之助益仍是有限的，換句話說，我們往往忽略掉無論是從技術的創新到文化的創意，一個地方（place）如何透過制度架構能夠整合文化社群、社會網絡與經濟組織並形塑群聚效應？

　　也就是說，地方在此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與平台，它以其人文與地理環境吸引創意人群居作為人力資本（Florida, 2002），[6]形成在地的文化社群與文創的勞動力市場，配合創業的制度結構，鼓勵各類經濟組織的成立，彼此之間形成既競爭又合作的生態，而貿易的與非貿易的社會網絡關係，將進一步衍生風格及類型的創意及創新。

    地方，將因此成為一個社會再生產而文化不斷積累的創意場域（creative field），[7]而類似「電視電影」的文化生產，由於其門檻較低與流通出路，正可以作為其中創業的制度架構，相對於大資本、大編導、大製作與大行銷的厚重，其小而美、多而廣的輕薄，或許才是南方發展影像文創產業的契機所在與可能方案。

[1] Mills, C. Wright、張君玫譯，2006，《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2] Johnson, G. Allan、成令方等譯，2001，《見樹又見林》。台北：群學。

[3] McLuhan, H. M.、鄭明萱譯，2006，《認識媒體：人的延伸》。台北：貓頭鷹。

[4] 與其說電視是一種視覺媒介，但從家庭空間及其使用情境來說，電視更像是一種聽覺媒介（Morley, D. 1995. “Television: Not So Much a Visual Medium, More a Visible Object.” in Visual Culture(ed. Chris Jenks). London: Routledge）。

[5] Ryan, B. 1991. Making Capital from Culture: The corporate form of capitalist cultural production. Berlin; NY: Walter de Gruyter.

[6] Florida, R.、鄒應瑗譯，《創意新貴：啟動新新經濟的菁英勢力》。台北：寶鼎。

[7] Scott, A. J. 2000.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 London: Sage.